此次因为叛徒出卖，造成了我党重要军事领导牺牲最惨重的后果。彭湃大名我们已熟知，军委部主任（相当于军委主席）杨殷的名字，我们今天多数人并不熟识。这位与孙中山先生同村的老乡，由于受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从小就立志要当一名为国为民谋幸福的革命党人。杨殷很早就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在孙中山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后，他是总统侍卫，跟随孙中山出生入死，练就一身军事本领。

1922年，杨殷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他毅然辞去国民政府官职，走上职业革命者道路。接受党领导的他，在广东各地组织工人运动，使广东革命蓬勃兴起。

上海“五卅运动”中，杨殷与邓中夏等一起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省港大罢工，威震四方。后他被派往上海从事工运和武装起义。上海滩上的那些帮会“大佬”早已闻知杨殷大名，多次想拉拢他“入帮”。身为中共军事要员的杨殷，怎可能与他们同流合污！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杨殷正在广州。驻守广州的国民党反动派疯狂镇压和屠杀中国共产党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邓培和“全总”常委何耀全相继被杀。反动军警也把杨殷住处团团包围，哪知杨殷有“飞檐走壁”之功夫，此时早已不知去向……

其实，他是受命隐蔽在另一个地方正与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和叶剑英、聂荣臻等策划“广州起义”。

著名的“广州起义”就是这样爆发的。杨殷亲自带领赤卫队在西路作战，攻克了数个敌人据点。起义之后，广州成立苏维埃政府，张太雷任代理主席，杨殷任肃反委员。苏维埃政府成立的第二天，张太雷牺牲，杨殷继任苏维埃政府代理主席，与叶剑英、恽代英和聂荣臻等领导赤卫队与反动军阀展开了生死搏斗。

1928年，杨殷赴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在“六大”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候补常委，并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当时是组织部长。

会后，杨殷再度到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在严酷的地下斗争中领导各省相关军事斗争。由于上海是中共中央机关和江苏省委机关所在地，所以杨殷同时兼任江苏省的军事领导工作。

1929年8月24日，他与彭湃等参加研究江苏省如何开展军事斗争的会议时，由于被叛徒白鑫出卖，五人同时被捕。仅隔一日，他们就被新闸巡捕房引渡到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狡猾的敌人估计中共方面会对杨殷、彭湃这五个重要军事领导者千方百计实行营救和劫狱计划，于是草草进行了所谓的“审讯”后便将五人押解到了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

确实，杨殷、彭湃等的突然被捕让中共中央周恩来等焦急万分，劫囚车的计划确实在第二天就布置并启动和实施。但重兵押解的囚车中途突然改变了线路和时间，根本就没有机会让你下手。

“关于营救我们的办法：一、尽量设法做到五人避免死刑；二、上条不能做到，则只好牺牲没有办法之安、揆，而设法脱免（其）余无口供之三人。”这是杨殷与彭湃联名通过监狱秘密渠道向党中央写的信，可以看出杨殷他们舍己救人的崇高品质。信中的“安”是彭湃的代号，“揆”是杨殷的代号。在得知营救无望时，杨殷向组织留下了最后的遗言：“我们在此精神很好。兄弟们不要因为弟等牺牲而伤心，望保重身体为要！”短短数语，表现了杨殷他们关心组织、关心同志比关心自己还重的高尚精神。

8月30日，杨殷与彭湃等四位中共中央军委领导被推出牢房，走向刑场。“朝闻道，夕死可矣！”出狱门那一刻，杨殷昂首一展，视死如归道。而后，他拖着脚镣，大步向前，犹如奔向新的战场……

革命其实既是与敌对阵营的生死决战，也同样是对在同一战壕里的同志们价值观和理想信仰的考验，彭湃、杨殷，还有陈延年、赵世炎、邓中夏、许包野等等革命者也都是在担任中共中央领导和江苏省省委负责人的岗位上遭到敌人的逮捕或叛徒的出卖后英勇牺牲的。他们的革命情操高尚而忠贞，给了后人无价的精神遗产。然而，也有同样高职位、同样曾在党内风云一时的人，却经受不住敌人的**与刑罚而脱节成可耻的叛徒。

江苏省委连续近十位省委书记被捕和牺牲，是因为一个叛徒带出了一批共产党人被捕，然后又有人在其中变节，又导致另一批人被捕和下一届组织的严重摧毁。

化名叫“孔二”的江苏省委书记被捕后就当了可耻的叛徒，不仅造成了江苏省委本身的毁灭性损失，也“烧毁”了上海中央局……

“孔二”真名叫赵林，天津人。想当年他也应该算是“热血青年”，但在革命征程上因为没有经过生与死的考验，当敌人将他关押之后，逼其在生与死的问题上作出选择时，赵林投降了，堂堂“中共省委书记”竟然跪下双膝，乞求一个处的几个小狱警“给条生路”。于是之后的他，便成了敌人随时可以使唤的“野狗”一样，用敌人的话说，那是“放回共产党内部随时可以引爆的一颗臭弹”。

变节后的赵林，再度被特务机构放回中共党内，依然扮演着上接上海中央局、下连江苏省各地的“省委书记”角色，而且给党内同事的感觉是他的“革命劲头”比过去似乎更足了，口号也比以往喊得更响亮。

“孔二咋不二了？”同事们偷偷议论道。

“把心眼搁开了放！胸前背后，都得要长心眼，明白了吗？”赵林在会上会下比以前更多地强调纪律和安全问题，省委的许多同志觉得这位省委书记警惕性比历届领导都要强。

但突发事件仍然发生了：一日上午9点左右，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察根据国民党警方的密报，在静安寺路附近的同孚路上，将从事地下宣传工作的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李默农和他的部下汪铁民当街逮捕。

翌日中午12点30分左右，位于昌平路677号的江苏省委临时机关又突然被大批军警包围，并现场逮捕了中共中央委员杨一林、中共江苏省委书记赵林、省委组织部领导张子云、刘贵乡及其妻子等十余位江苏省委机关的重要干部，而且搜寻到大量中、英、俄文共产党运动资料。而被捕的杨一林，实际上是上海中央局组织部长黄文容，张子云则是原满洲书记、时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的李实。

两天时间内，江苏省委主要机关基本上又被敌人“一网打尽”。党中央非常着急，一时又不知问题出在谁的身上。只知道三天后的3月6日，经一番“审讯”后，杨一林、刘贵乡、张子云三人很快被引渡给了国民党上海公安局。没几天，这几个人又被释放，包括身为江苏省委书记的赵林。

但奇怪的是省委宣传部长李默农却并没有被释放，而是被解押到南京。李默农，在烈士名录上的真名叫“李少石”，他是廖承志的姐夫，一腔革命豪情，又擅长诗词，于是在从上海被押往南京的途中，吟出了一首非常铿锵响亮的革命诗句：“丹心已共河山碎，大义长争日月光。不作寻常床箦死，英雄含笑上刑场。”这位诗人气质的浪漫革命者，后来在监狱里仍然宁死不屈，脚被打断，肺部也被打坏，却没有吐露一个不利于组织的字，体现了共产党人对党无限忠诚的风范和英勇无畏的英雄气概。抗战爆发后，李少石作为政治犯被释放。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李少石以周恩来的英文秘书名义，先行到了重庆，公开身份是《新华日报》记者。一天，他代周恩来送柳亚子回家途中与国民党军队相遇，被敌人扫射身亡，牺牲时39岁。

江苏省委的这一次被破坏的结果同时也让中共上海中央局遭受瘫痪性的打击。

中共上海中央局的建立，是根据1933年中共临时政治局撤离上海到苏区后，由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成立一个党中央的派出机关，代表中央指导领导上海等白区党的工作，并负责同共产国际联系，其全名叫“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简称上海中央局。

由于上海中央局在组织形式上代为中央“领导”江苏省委，但另一方面上海市区又隶属江苏省，所以中央任命江苏省委主要领导时，其实很多人的职务是交叉式的，比如他可能是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实际上则是上海中央局的书记或组织部长，而江苏省委其他领导则并不知道其担任的上海中央局职务。这种交叉职务也是中共上海组织和中共江苏组织之间的特殊性所产生的，另一方面也可以达到相互监督与支持的作用。

然而，隐藏在党内的“臭弹”赵林这回对江苏省委的“一爆”，竟然使中共上海中央局遭受了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大破坏。

赵林这颗“臭弹”随之很快被我情报部门切除。新的上海中央局立即决定组建以赵立人（别名赵跃珊、郑玉龙、黑大汉）为代理书记的中共江苏临时省委。可此时的上海党组织内已经十分混乱，只要有一个重要的角色被捕后变节，立即又会引起新一轮的中共组织的大破坏。共产党组织遭到灭顶之灾。

这年6月下旬，上海国民党警方在中国街阜民路茂兴坊将英美烟草罢工委员会总指挥——中共重要干部周光成逮捕。此人经不起几下毒刑，便声明与组织脱离关系。周光成叛变后，邀功心切，便穷凶极恶地带领特务们像疯狗似的到处寻找他所知道的我中共秘密机关所在地和相关党员，于是引发了一场震骇上海滩的恶性事件——

6月26日晚，警察在公共租界里的康脑脱路料廖州路角，逮捕了李文碧、中华总工会负责人张文清（袁孟超）和新的江苏省委书记郑玉龙。随即在夜里8点，在另一处住宅内，逮捕了化名“余淇全”的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及利月英、王陈氏。当夜10点左右，又将化名“林子明”的中央局秘书处负责人李德钊逮捕。11点，再逮捕前来此处的中央联络员吴炳生。同一夜晚9点40分左右，租界警察又在武定路槐荫里74号，逮捕上海工会联合会委员长刘志刚。

27日午夜1点半，当局警察又在康脑脱路长康里12号，逮捕了上海中央局党员李锦峰、陈在葛、王根生等人。

至此，上海中央局的共产党人完全陷入走麦城的极端被动的险境。

更要命的是，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已经被捕的时任上海中央局书记的李竹声和江苏省委书记郑玉龙及担任党内重要领导职务的吴炳生、袁孟超、秦曼云又相继叛变革命，而且摇身一变，加入了特务组织。这些人又回过头，再向曾经是他们领导的中共组织发动更疯狂和彻底的破坏……顿时，上海城内反革命的阴霾密布，阳光下的白色恐怖更加惨烈，大批共产党人不是被抓，就是被杀。

血流成河毫不夸张！

这里要提一下的是，身为上海中央局书记的李竹声叛变后，不仅让身边的上海同志一下被捕和牺牲了许多人，而且关联到了远在苏区的革命战线的安全。李竹声当叛徒后仍隐藏在我党内，而且还继续主导着上海与苏区临时中央的联络线。他把了解到的方志敏带领的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行军路线、军队实力和行军日程等情报提供给了敌方，结果先遣队受到伏击，造成方志敏被捕，不久又被枪杀，让我党失去了一位重要的领导人。

这是中共上海中央局所遭受的第二次毁灭性破坏。

1934年10月5日，当时继任上海中央局书记的盛忠亮由于叛徒出卖在住所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与盛忠亮住在一起的其他三个人和一个小孩。

盛忠亮是中共的重要人物，是周恩来没有撤离上海时亲自领导的“特科”重要成员之一，而且也是中共上海地区早期党的领导人，敌人对其用重刑也没有从他嘴里敲出一个字。此事被已经投敌在南京的顾顺章知道了，他对曾经的这位“特科”老战友的情报非常熟悉。顾顺章听说盛忠亮的事后，狡诈一笑，说：“你们对他不能这么干，应该从一个女人身上做文章。”

顾顺章说的这个女人叫“秦曼云”，是上海滩上小有名气的“美女”级人物，她出身书香门弟，其兄弟秦茂轩也是革命烈士。秦曼云在“五四运动”时也曾是为数不多的女领导人，后来又被党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但此女革命意志并不坚定。前几个月在警察当局逮捕李竹声等时就有秦曼云，她也是叛变者之一。顾顺章清楚盛忠亮的底细，那秦曼云与中共上海局书记盛忠亮有“一腿”呀！

当了女叛徒的秦曼云来到老情人盛忠亮面前如此这般一番柔情加“肉鞭”，于是中共内部又一位重要人物叛变……中共上海中央局再次遭受毁灭性的破坏。

这回是败在这对“夫妻叛徒”手里——盛忠亮后来和秦曼云结成夫妻，逃到了台湾。中共上海历史书上指的“夫妻叛徒”说的就是他们。盛忠亮变节对中共的另一个巨大损失是，由周恩来一手培养起来的“特科”的命运也到此彻底消亡。

叛徒无耻。叛徒还极其可憎可恶！他们对革命的损害常常超过正面敌人的杀伤力。

后来盛忠亮竟然当上了少将军衔的中统特务，他指挥下的“剿共”，可以说一打一个准！

中共上海中央局就这样惨遭第三次彻底性的破坏。

然而，上海的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因此而放弃继续革命的旗帜，即使在如此艰难的环境条件下，他们仍然表现出了赤胆忠心和顽强不屈的奋斗精神，虽屡遭国民党的严重打击，却又在被敌人扑灭的烟火堆里重新燃烧起新的革命火焰。

盛忠亮叛变之后，黄文杰接任上海中央局书记来继续开展革命活动，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恢复工作，尤其是在文化界和知识界发展新的革命力量，于是也形成了苦命的左翼文化总同盟团体，其革命活动一时十分活跃，令国民党当局十分惧怕。于是国民党反动集团也在想办法，他们在特务科训练了约三十名特工潜入上海，这些人被称为“红帽子特务”，也读点马列主义和进步书籍，看上去也对革命很积极，并惯用这种伪装手段秘密混进左翼文化队伍，打进中共基层组织。

1935年2月19日，认为时机已到的国民党特务机构，突然向中共上海地区的新组织和广大党员再次发起进攻。当日夜间至20日清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共同进行了逮捕行动，对设在福煦路的中共密设总机关及其他场所实施包抄围剿，一下逮捕26人且抄获相当多的文件与现金。

同一夜，公共租界工部局新闸巡捕房警员又突袭了公共租界山海关路安顺里11号，逮捕了陈哲生（湖南人）和他的妻子陈林氏。这位使用“陈哲生”名字的其实就是左翼文化总同盟执行委员田汉。

公共租界警察又在武昌路广兴里56号逮捕王志忠，在萧路德兴里47号逮捕了陈之超。而王志忠即欧阳继修，又名华汉，他就是文化总同盟党团书记、中共上海局文委书记阳翰笙。

19日这一晚，法租界的警方也在另一处逮捕了另一位中共重要人物、自称“朱子明”的男子和同行的女子“李月梅”。这位名叫“朱子明”的男子，就是时任中共中央上海执行局宣传部部长朱镜我。在逮捕朱镜我的同一时间，租界警察又冲进新永安街三鑫坊1号，逮捕方子平、方谢氏和方子国，而方子平就是中共文化界的重要人物许涤新。

反动当局的警察又在中共上海中央局秘书处机关逮捕了王抚芝、李文敏、李光林等人。其中李光林就是上海中央局黄文杰的化名。

像疯狗一样疯狂扑咬的当局警察仍在不停地举着大刀到处寻找共产党的机构和影踪。一个又一个机构如拔萝卜似的被拔出，更多的革命者和共产党人被押到囚车……

呵，此时的上海滩，真可谓腥风血雨，只有两种声音在此起彼伏地交叉着呼嚎：叛徒的乞求声和革命者流血牺牲时的悲壮声。然而，这两种混杂在一起的声响中，革命者的正义怒吼与对理想和信仰的最后重申是那样铿锵而有力、神圣而响亮！

18日夜间，黄文杰（烈士，广东兴宁人，上海中央局书记，1939年牺牲，时年37岁）和朱镜我（烈士，浙江鄞县人，江苏省委宣传部长，1941年皖南事件中牺牲，时年40岁）、杜国庠、田汉、阳翰笙等一批敌人无法用皮鞭和老虎凳摧毁意志的共产党人，被国民党特务锁着铁链，作为要犯在滂沱的大雨中押解至南京。这些革命者像奔赴战场的勇士，一路高唱国际歌和自编的战斗诗篇——

“平生一掬忧时泪，

此日从容作楚囚。”

——这是田汉在唱。

而许涤新则在这样高歌：

“团结如磐石，

斗志似火流。

怒口对狱吏，

狱底不知秋。

军棍与铁铐，

一一身上来。

最后胜利在，

有谁感悲哀！”

让敌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一群“文化人”共产党员竟然终结了“叛徒现象”。尤其是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朱镜我，更让敌人恐惧又暗暗佩服——

浙江鄞县山区出生的朱镜我，10岁时就是孤儿，后跟着做工的哥哥到了日本，一下就有了读书和开阔眼界的机会。好学聪慧的朱镜我后来以优异成绩考上了浙江省公费留日学生，进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上世纪初的日本，为接受欧洲先进文化和政治思潮最活跃时期，朱镜我在这个时候了解到了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思想日益发生变化，成为怀抱热血救国理想的革命青年。又因为朱镜我对文学特别爱好，加之刻苦钻研日、德、英等多国语言，所以翻译又成为他的一项喜好和专长。恩格斯的名著《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影响了一代中国革命者，而这部著作的第一个中文版译者就是朱镜我。1928年5月，朱镜我在上海一家不引人注目的小饭馆里，以“吃饭”的名义，在此向党旗宣誓，从此成为职业革命家和革命文艺战线的一位英勇战士。从1930年起，他先后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和中共中央文委书记、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的党团书记，是中共上海文化界的一位重要领导者。

朱镜我是位充满革命理想的文化人，他与田汉等人被敌人逮捕后，从上海押到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看守所。任凭敌人使出何种**的毒计，他都嗤之以鼻，断然拒绝。国民党中央党部的雷震是朱镜我在日本的同学，雷震以“故友”的身份到看守所与朱镜我用日语对话，劝其“自新”，不然会“掉脑袋”。朱镜我冷笑回答道：“我已选择共产主义，就不曾惧怕过掉脑袋的结果。献身救水深火热之中的祖国曾是我们在日本时就立下的共同志愿，现在我在为之奋斗，你可以不为，但怎好意思来劝我将当年的志愿付之东流？”一番话说得老同学雷震一阵脸红一阵脸白。朱镜我的爱人有位表叔是国民党宁波专区保安司令，与蒋介石私交甚深，也来劝说，并说只要在“自白书”上签个名就可以释放。朱镜子同样断然拒绝。

在监狱里，有的共产党人因为被白色恐怖和镇压所逼，思想出现波动，朱镜我便在牢房里“开课”，用雪莱的“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的诗句来教育和激励难友。原本就有胃病和肺病的朱镜我在监狱里身体越来越虚弱，甚至到了卧床不起的地步。敌人利用他的病情企图让他低头，朱镜我冷言道：“死何惧？然革命头颅不可向你们低下！”

抗战帷幕拉开后，“西安事变”给了朱镜我出狱的机会。朱镜我后被组织派往新四军总部任宣传部长。“皖南事变”中，担架上的朱镜我无法脱险，他让民工放下担架，命令警卫和民工迅速撤离之后，自己用尽最后一点力气，纵身跳崖牺牲在皖南云岭的崇山峻岭之中……

这是后来的故事。然而就是因为有像朱镜我、田汉等这些革命意志坚定的共产党人，才断绝了敌人企图通过不断的中共内部的“叛变现象”来摧毁中共上海中央局的阴谋。

遭四次毁灭性破坏的中共上海中央局，就是在这样极端艰难的前行之中，依靠一茬又一茬的革命者高举战斗的火种，一次次前赴后继、英勇流血，才使共产主义的信仰之火炬没有熄灭……

需要一提的是，那些企图通过出卖同志从敌人那里获得苟且求生机会的革命背叛者，最后没有一个是好下场——

我们自然还记得将彭湃、杨殷等数位中共中央军委领导干部出卖的叛徒白鑫。他的变节，造成我党巨大损失。周恩来亲自下令“红队”镇压此人。“特科”负责人陈赓直接指挥铲除白鑫的行动。1929年11月11日晚，以为深藏在受国民党大特务特别保护的地方的可耻叛徒白鑫，被我“红队”队员，“砰砰”数枪，脑袋开花，葬送了罪恶的生命。

臭名昭著的顾顺章虽然因为受到蒋介石的“格外厚爱”而没能让我“红队”行动成功，但“易变节”的本性最后仍令其被新主子的中统特务机关悄然暗杀，死无葬身之地。

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背叛者是有好下场的，尤其是革命的叛徒。这几乎是一条定律。

曾经还有这样一件事：我们上面提到的那一对“叛徒夫妻”——秦曼云和盛忠亮他们后来随蒋介石逃到了台湾，之后弃政从商，到美国做生意并且做得还算不错。大陆改革开放后，这对“良心发现”的夫妻试探着想回国看看，于是写信给时任国家主席的杨尚昆。在此我们要特别介绍一下素有“中共史上第一位女叛徒”的秦曼云，她在与盛忠亮结婚之前曾是我党革命领袖之一的关向应烈士的夫人。所以当已经是“美籍华人”的秦曼云向中共中央领导写信说想回祖国“看看亲人关向应”时，当年与关向应为好友的一批中央领导批准了“女叛徒”的请求。

1981年，这位中共史上“遗臭万年”的“女叛徒”从美国飞到北京，出面接待她的是中共中央纪委副书记、也是她老熟人的王鹤寿。“仇人”相见的一幕，被革命家陶铸的女儿、作家陶斯亮在她的作品《我与干爸爸王鹤寿》一文中作了如下描写：

干爸（陶斯亮是王鹤寿“干女儿”——笔者注）让我陪他去北京饭店探望一位美籍华人。这是一次让我终身难忘的会见。房门打开后，我眼前出现的俨然是一位阔太太。虽然已70高龄，依然化着浓妆，上着鲜艳绸衫，下穿绿喇叭裤，尖尖的高跟鞋、佩戴着项链和耳环。

老太太面带愧色，神情很不自然。她吞吐地向这位共产党的中纪委副主任陈述了1927年被捕的经过，极力为自己的变节行为开脱；她从侧面，却又不无真诚地询问了关向应同志死难的经过；她还表示，为了祖国的统一大业，愿意为共产党尽力效劳。最后，她以同情的口吻问：“这几年来，你受苦了吧？”干爸始终神态自若地靠在沙发上，摇着一柄纸折扇，听到这话，坦然地一笑：“这是我们党内自己的事情，算不了什么！”一句话，说得老太太顿时无言以对。

后来我们知道，这位“悔意无比”的“女叛徒”从此真的开始 “悔过自新”，并带着挣来的钱，为许多贫困山区的孩子捐助“希望小学”，以赎“欠共产党的大罪”。念在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关向应和新形势下的海峡两岸关系的民族大局情面上，中国共产党人宽恕了这样的“大叛徒”。

这是漫长的中国革命历史过程中血与火的另一景观。我们还是要回到那个黑暗的革命年代——

在中共党史上，有两个人的“路线”经常被提及，一是“立三路线”，二是王明路线。这两个人的两条“路线”，曾经在1930年前后给中国革命也造成巨大的损失和牺牲，然而这两次错误“路线”其实也有本质上的很大不同，前者更多的是造成城市武装斗争过程中革命力量的损失，后者则造成革命全局性的破坏与损失。“立三路线”尽管也曾对党内同志有过严厉批评与批判，但王明路线对党内持不同政见者采取的是排斥与无情打击，甚至是杀头的极端错误。

说这“两条路线”，不能不说到这两个人：李立三和王明。两人相比，李立三虽有错误，但仍是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和著名的中国工人运动领袖；王明则不同，他基本上是个曾经滋生在我们党身上的彻头彻尾的政治毒瘤！

李立三是一个革命**特别旺盛、革命斗志异常坚定的“坦克车”式革命领袖（党内同志对他有过这样的称呼）。他最后是在“文革”中因为刘少奇的问题而强制被诬蔑为“里通外国的大特务”，含冤服安眠药自杀而死。

作为湖南人的李立三从小就很有斗争精神和战斗个性。他在中学时代就给自己起过一个笔名：忧国子。在与一个同学的合影照片上他写下如此一段话：“天下英雄唯使君与吾耳。虽不必有此事实，亦不可无此志气。非敢自负，实自勉也。”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李立三是个什么样性格的人。他在后半生时曾经对此作过自我批评，说：“那个题词充分反映了我少年时期狂妄自大的坏习气。我在这上面吃过不少亏，后来犯错误，更是与此有直接关系，思之痛心。”正如中央后来给李立三平反时评价的那样，他是个有“服从真理、谦虚诚恳、勇于自我批评、注意汲取历史经验的高尚品质”和“顾全大局、坚持原则、为人坦率的优良品质”的人。

想当年1917年时，比李立三大八岁的毛泽东在长沙发起了一则在进步学生中“征友启事”，结果只来了三个半人，这其中的“半个”就是李立三。事情是这样：毛泽东好友罗章龙要介绍新到长沙读书的李立三给毛泽东认识，毛泽东答应了。于是有一日约定俩人在省立图书馆见面“一谈”。见面后，毛泽东像位大先生似的滔滔不绝地讲了一通。李立三一言未发，像个小学生一样，听完就走了，这给毛泽东的印象就是“半个朋友”。

“五四运动”时，李立三到了北京，进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学习。当年10月，父亲卖掉了祖上留下的16亩地，为李立三筹足了200大洋学费，从此李立三从上海出发，踏上了赴法勤工俭学和革命的道路。